| 2008年7月29日至31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应用哲学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联合举办的“思想解放与哲学应用暨全国应用哲学和邓小平理论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角集中讨论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科学内涵、主体和客体、内容和目标、条件和途径等问题。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是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新时期中国的解放思想是靠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来鸣锣开道的；另一方面，解放思想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新局面。会议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继续解放思想”的提法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科学论断。它既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的连续性、不间断性，又表明了形成解放思想的高潮状态的特定性、科学规定性，还避免了不必要、不恰当地运用诸如“运动”这样的字眼。
关于继续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与会学者认为，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思想解放的深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的需求又给思想解放提供了新的空间。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关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当前解放思想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有的学者认为当前解放思想的主体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有的学者认为有思想的人都是解放的主体。关于继续解放思想的条件、途径，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基本途径，真理存在于多种意见的综合之中，只有发扬民主，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通过辩论才能求得真理。关于继续解放思想的标准，与会学者认为解放思想的科学标准是主观符合客观，解放思想的价值标准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解放思想的最终标准是创造出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环境。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解放思想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范畴，不同时期的思想解放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任务，但是，对于当前我国“继续解放思想”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则存在着明显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主要是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的，是围绕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坚持改革开放来讲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四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其目的是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决思维方式问题；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政治方针问题，其目的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解放出来，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第三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主要是解决发展方向问题，其目的是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势；以党的十六大为新的起点，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主要标志，我们正在进行发展观念上的第四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发展的核心理念、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等，其目的是改变不正确的发展方式，确立科学的发展方式。只有彻底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彻底抛弃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传统经验，彻底改变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方式方法，彻底破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继续解放思想的目标才能够达到，推动科学发展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继续解放思想仍然是解决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障碍，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观念。因此，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一方面是破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凝固化的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命之树长青；另一方面，则是破除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理想化、纯洁化的倾向，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并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和先进方法，创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给广大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过程。它以1978年底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起点，主要针对“两个凡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问题和困惑，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为主要理论武器，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理论障碍，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发展，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前继续解放思想主要是反对三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既要摆脱“马教条”和“古教条”，也要摆脱“洋教条”的束缚。“马教条”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脱离当代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陷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不能自拔，从而成为发展的思想障碍。“洋教条”食“洋”不化，把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奉为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制度模式、政策楷模和最佳道路，鼓吹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实行西方多党制、指导思想上实行多元化。“古教条” 食“古”不化，总是企图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如主张用儒学来儒化社会主义中国）寻求现实社会发展的根本道路。因此，今天的解放思想不仅承担着继续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的任务，而且更要勇于担当把人们从对西方主流思想理论和政策的教条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的重任，也就是要从“马教条”、“洋教条”和“古教条”中解放出来。
第四种观点是上述三种观点的综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十七大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既是一个（哲学）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既着眼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因此，应该从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一是要把思想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二是要把思想从经验主义（包括旧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三是要把思想从旧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四是要把思想从不良风气和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五是要把思想从旧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六是从新的“土教条”中解放出来，防止把一个地区的解放思想的经验和做法当成普适性的，照抄照搬；七是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虽然对中国继续解放思想的主要目标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较之于以前的解放思想，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更艰巨、问题更复杂、难度更大。其一，我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涉及的问题更加敏感，涉及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使得解放思想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二，不仅有一些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改革道路上又出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使得我们解放思想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第三，解放思想的前提已经由“敢不敢”转变为“想不想”、“愿不愿”。有鉴于此，与会专家学者普遍强调要注意汲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辩证思维推进思想解放，做到解放思想既永无止境然又有边界，解放思想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既要讲思想方法也要讲思想立场，坚持以科学方法论来指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思想立场。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继续解放思想不能只在理论层面讲，尤其应在实践层面着力处理好“好”与“快”、“软”与“硬”、解放思想与思想解放、思想与思路、切入点与关节点、解放思想的主体与客体、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为官与为民、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理论本位与实践本位的关系。
会议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观念变革中的作用、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理解等问题。黑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鲁滨教授到会致辞，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辽宁省社联副主席、辽宁大学郭国勋教授做主题报告，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王晓林 |
